|
漸近深冬，伴隨著解放軍文職制度的完善，對于文工團更具深度和力度的改革即將來臨。
文工團何去何從？
裁減不是目的，或許對文工團現(xiàn)行機制體制進行改革，才能更好地為提升部隊戰(zhàn)斗力和基層部隊服務。
軍隊文藝單位可能被調低級別，文藝明星的軍銜和對應待遇可能調低。人員的使用形式(軍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會改變，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
現(xiàn)代高技術戰(zhàn)爭對文藝的鼓動性需求明顯降低，文工團與一線作戰(zhàn)部隊的距離越來越遠。
“歌而優(yōu)則仕”觸發(fā)軍內不平衡感。一名普通軍人從提干到團級、師級，要經(jīng)歷近20年，生活待遇可能還不及擅長吹拉彈唱的昔日戰(zhàn)友。
文工團的拐點，可能會出現(xiàn)在這個深冬。
“除一級(演員)外，(不知道)50名演員要拼未來多少個位置？”海政文工團原副團長付林參加了空政文工團的業(yè)務考核，其結果或將作為裁減人員時的重要依據(jù)。
“改革政策還沒出來，但怎么實現(xiàn)人員的精簡，已經(jīng)成為必然趨勢。”《解放軍報》文化部原主任陳先義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
在所有受訪者的口中，此刻的部隊文工團都處在“敏感時期”。內部緊縮，風聲鶴唳，外部的競爭力量卻已如星星之火。
2010年才成立的恒大歌舞團，正以高薪進行“引援轉會”——挖走了某著名文工團的幾個舞蹈演員。一如恒大在足球俱樂部經(jīng)營中的長袖善舞，恒大歌舞團抓住時機，登上了全國政協(xié)、公安部、廣東省委宣傳部的舞臺。
“這舞還排嗎？”
微信上瘋傳著部隊文工團改革方案，廣州軍區(qū)戰(zhàn)士文工團舞蹈隊的一些隊員開始憂慮。大多時候，他們仍很安靜，輕巧地做著四位轉、側翻和托舉，以保持身上的熱度。
南京軍區(qū)前線文工團的排練，也被這個尚未證實的消息所影響。電話那頭的一個負責人說，“(編排的節(jié)目)當時就卡住了。”
2013年8月，總政治部下達《關于規(guī)范大型文藝演出、加強文藝隊伍教育管理的規(guī)定》，重申紀律、嚴控商業(yè)活動，并硬性規(guī)定文工團每年為部隊的演出場次，被解讀為政策調整的信號。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明確提出，要優(yōu)化軍隊規(guī)模結構，減少非戰(zhàn)斗機構和人員，再次將改革整頓的箭頭，指向了部隊文藝團體。
“不管誰要走都不要攔”
“原來很想來的、簽約的演員都提出要走，你說怎么辦？人心惶惶的。”一名文工團的基層領導說，“(有文章(微博))說改革要從軍隊文工團開始，配的照片都是我們下部隊的照片。”
“每一次整編都預示著一次人員的大調整”，陳先義說。在真正的改革來臨之前，來自外部市場的沖擊，已在考驗每個文工團。
2009年，炙手可熱的流行歌唱組合鳳凰傳奇（微博）被特招進入二炮文工團。在2011年的“藝術人生”節(jié)目中，鳳凰傳奇直陳，剛加入團里那會兒“覺得挺辛苦”，一旦跟自己的商演產(chǎn)生沖突，就得無條件推掉，開始還真的有點吃不消，甚至覺得后悔當兵了。
而后，由二炮文工團團長親自作詞的軍營題材紅歌《綠旋風》，成為他們第一份成績單。他們還在節(jié)目現(xiàn)場演繹了這首融合了軍營題材、民族旋律和說唱風格的《綠旋風》。
這樣的“成績單”，卻曇花一現(xiàn)。
幾年的短暫軍旅生涯后，包括鳳凰傳奇在內的多位明星轉業(yè)回到地方，而他們當初之所以被特招入伍，也是因其才藝被相關高級領導相中。
他們的經(jīng)紀人徐明朝日前接受采訪時將鳳凰傳奇的“千萬元級別的”收入來源歸納為1∶1∶1，即商業(yè)演出、廣告代言和演唱會、衍生收入各占1/3，網(wǎng)游甚至保暖內衣也成為他們的涉足領域。如果還在部隊體制內，以上的每一部分商業(yè)活動，都與總政嚴格推行的紀律相悖。
當“遵守軍紀”成為社會明星入伍需要承擔的“過于高昂”的成本，明星們“重返市場”便不難理解。
演員張譯(微博)曾服役于北京軍區(qū)戰(zhàn)友文工團，曾在《士兵突擊》中飾演班長“史今”一角，他的經(jīng)歷則從另一側面印證了這種出走的沖動。
從2003年開始，他就發(fā)現(xiàn)部隊文藝團體的功能在整編中遭到削弱。“趕上新一輪裁軍，一個話劇團體，把人數(shù)裁完之后幾乎演不了話劇了，這對文工團是傷筋動骨的。”
“我有自己的戲劇夢想，也熱愛軍裝。但現(xiàn)在演不了戲劇，只能演小品了。”張譯當時就想進入社會，但是部隊紀律不允許。“如果一個演員整天去演這高大全的東西，對于演員自身也是一種傷害。”盡管有不舍，他最終選擇離開軍營。
在海政文工團原副團長付林對南方周末記者的敘述中，這樣的沖擊從更早時候就已開始。上世紀八十年代，付林因為“自己錄歌”違紀而受到了行政警告處分。個人走向社會的嘗試，與體制發(fā)生了沖突。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包括空政文工團、海政文工團在內，幾個著名演員已經(jīng)“打了報告”要求轉業(yè)。軍內人士透露，文工團對此的態(tài)度是，“不管誰要走都不要攔”。
鳳凰傳奇已經(jīng)轉業(yè)。(資料圖)
“出位”的明星
“敏感時期”的文工團里，明星們顯然處在最敏感的部位上。
輿論的集中關注也濫觴于與團內幾位明星有關的新聞：軍內著名歌唱家李雙江的兒子李某某駕寶馬車打人，后又卷入輪奸事件；空政文工團副團長韓紅(微博)(微信號：hanhongweixin)駕駛無牌車、軍隊牌照豪車、“套牌車”違章等事件。盡管后者持手寫致歉信鞠躬致歉，但連續(xù)的負面事件，極大地激發(fā)了公眾對于這個神秘團體的想象。
陳先義直言不諱，大批社會化“明星”的加入，使得部隊文工團的形象危機凸顯。同時，商業(yè)演出市場上“走穴”活躍，“歌而優(yōu)則仕”也不再新鮮。
據(jù)《解放軍報》報道，歌唱家李雙江為專業(yè)技術一級，對應享受中將級別待遇。《人民海軍報》則報道，2008年，時任海政文工團副團長的宋祖英經(jīng)過專業(yè)技術級別調整后，待遇已相當于少將。
“將軍”稱謂，在文工團外被誤傳。
早在1988年6月，解放軍開始實施文職干部制度。條例規(guī)定，對文職干部并不授予軍銜，只享受對應軍銜的待遇。著裝上，文職人員的胸前有一條飄帶，肩章上配有六角寶相花，從而區(qū)別于一般作戰(zhàn)部隊軍銜的五角星。但這些細節(jié)鮮為人知，07式軍服的出現(xiàn)，使得上述區(qū)別更顯式微：佩戴在左胸前資歷章，反使得文工團的明星們顯得“位高權重”——通過資歷章?lián)Q算，不少文藝明星已經(jīng)達到正師乃至正軍級。所以，他們被錯誤地稱呼為“將軍”就不足為奇。
“女性，年輕，又是‘將軍’，所以容易引起爭議。但是，有的人到了那個職位必須給她級別。”國防大學教授韓旭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許多人唱一首歌，火了，調一級。但是火了的終究是少數(shù)，推上風口浪尖的也只是一小部分。”
軍隊崇尚來自戰(zhàn)爭或軍事行動的榮譽，“歌而優(yōu)則仕”觸發(fā)了軍內的不平衡感。通常，一名普通軍人從提干到團級、師級，要經(jīng)歷近20年的摸爬滾打和千挑萬選，就算當上團長、師長，生活待遇可能還不及擅長吹拉彈唱的昔日戰(zhàn)友。這樣的失衡為可能進行的改革埋下了伏筆。
“你看我的老鄉(xiāng)潘長江，一進部隊，就師職干部了，我都干了三十多年(才成師職干部)。”國防大學教授韓旭東認為，要設法解決好“唱一首歌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職務”的現(xiàn)象。
現(xiàn)代高技術戰(zhàn)爭對文藝的鼓動性需求明顯降低，文工團與一線作戰(zhàn)部隊的距離似乎也越來越遠。《解放軍報》文化部原主任陳先義對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一段軍中故事：某集團軍軍長在一次文藝匯演之后大發(fā)雷霆，“以后也不許再請他們來。”原來，被請來的文工團明星們擺架子，在部隊的熱烈歡迎面前還戴著墨鏡不愿下車，令這位軍長十分惱火。
“雙面”文工團
“明星”之外，普通文藝兵的生活并不光鮮。廣州軍區(qū)戰(zhàn)士文工團創(chuàng)作室主任唐棟說，“他們大多很清貧，有的男孩子甚至都不好找對象”。
對北京某部隊文工團的普通士官蘇雷(化名)來說，每月兩千多塊錢的士官工資，難以維持三口之家的花銷，他經(jīng)常利用休息時間外出做家教，“教孩子吉他、二胡，每個小時收費60塊錢”。
“恒大開價最起碼都是八千的工資，好幾個團員都去恒大了。我們簽約的才兩千多。即便是有編制的，副團才四千，正團才五千。”一名長期工作于文工團的創(chuàng)作員說。
多名現(xiàn)任或曾任職文工團的演員說，收入不高，紀律嚴格，自己可支配的時間也很少。演員張譯甚至說，“部隊文藝團體對于男孩子來講很難熬”。
進入廣州軍區(qū)戰(zhàn)士文工團舞蹈隊的訓練房之前，必經(jīng)一面軍容鏡。它的左右分別掛著寫有“紀律規(guī)定”和“處罰規(guī)定”的牌子：從上場到謝幕，幾乎每個小細節(jié)，都有紀律的要求。如果違反這些紀律，視程度輕重，處罰的方式分別是“處分”、“降級”、“轉業(yè)”，或者“復員”。
這面老舊的軍容鏡上似已有一些不易擦去的斑痕，但是左右兩邊的紀律條款，從未變過。
“地方演職人員出現(xiàn)失誤，頂多引來觀眾的嘲笑，而部隊演員一旦失誤，很可能就會被上升到‘政治錯誤’的層面。”某歌舞團歌劇演員張華(化名)記得，2011年，建黨九十周年革命老區(qū)的巡演中，關鍵時刻忘詞，惹來臺下觀眾嬉笑。此事被領導嚴厲地批評為“不嚴肅，思想政治意識淡薄”。
一名長期工作于文工團的創(chuàng)作員透露，現(xiàn)在各大軍區(qū)文工團都超編，簽約的人都是文工團養(yǎng)著，但是人還是不夠用。
因為缺人，一支歷史悠久的文工團已經(jīng)下調了招人的門檻——身高要求從至少1米68，降到了1米64、1米65，卻仍捉襟見肘，“我們每年還要去不停地看，不停地招。”
尷尬卻也就此出現(xiàn)：如果想繼續(xù)保持部隊文工團的優(yōu)勢，需要大量的資金、齊整的隊伍和充分的社會認可度。然而擺在面前的卻是有限的資金、緊縮的編制和曖昧的市場定位。
戰(zhàn)士文工團舞蹈隊正在排演的舞劇《三家巷》讓他們引以為豪。但參演演員四五十人，其中真正擁有軍籍的不過二十人，其余的大多屬于非現(xiàn)役簽約人員，也包括臨時從某企業(yè)抽調前來“救場”的演員，一切花費都得由文工團自身負擔。
地板已經(jīng)十多年沒換過，因為坑洼，演員們偶爾抱怨，“不敢放開了轉圈”。
不足的運作經(jīng)費，得靠商業(yè)演出來彌補，節(jié)目的打磨和名氣提升，也需要在對社會演出中一步步完成。
2013年3-9月，戰(zhàn)士文工團陸續(xù)奔赴湖南、湖北、廣西、廣東、海南等地的基層部隊完成演出130多場。《南方都市報》報道，其成員流動性很大，在參演央視《心連心》等慰問演出、各大晚會之外，則從事著“少許商演”。
在市場與部隊體制之間，文工團正在尋找著自己的位置。
陳先義認為，文工團的主要屬性，是為部隊服務。“他們首先是部隊軍人，必須遵守部隊紀律。作為一個文藝團體，每年必須完成200天的下基層為兵服務演出的任務，每年必須演100場。”
現(xiàn)實中卻是“兩張皮”。有文工團人士在接受公開媒體采訪時，批評有些地方的文工團，“稱得上腕兒的明星，是點名都不來；點名來的，又都是參加不了大型演出的”
為誰服務？
唐彬彬曾經(jīng)是全軍年齡最小的文藝兵，7歲時即表演“小和尚鉆筒”代表戰(zhàn)士雜技團獲得世界金獎。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雖然當時年紀小，但在蚊蟲、蝙蝠亂飛的舞臺上表演，在偏遠的海島聽到掌聲響起，“很莊嚴，也很過癮”。
演員張譯最深刻的從業(yè)記憶也是在一線部隊。“哨所的戰(zhàn)士怎么樣都不笑，也不鼓掌，只在文工團離開時，久久地立正敬禮。”時隔十五年之后，他仍能仔細地回憶起在內蒙古演出時，那個邊防小哨所僅有的兩個人和一條狗。
2013年夏天，在韓國取消文藝兵制度之后，關于解放軍文工團的存廢的討論一度甚囂塵上。“部隊不需要文藝團體？——這純粹是放屁。”張譯認為文工團不可能取消，“我的老師，現(xiàn)在還在戰(zhàn)友文工團，當時不到20歲就簽了生死狀去了老山前線。還有戰(zhàn)爭中犧牲的文藝人員，他們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
在一位退役老兵眼里，他對文藝兵的感情久久難以磨滅。“那是1985年前線慰問演出，閻維文等軍旅歌唱家戴上鋼盔，在老山主峰演唱，一直唱到離前沿陣地只有4米遠的貓耳洞里。那時的歌唱家都是‘為國家而唱歌’。”
廣州軍區(qū)空軍某場站的士兵表示，大部分服役時間相當枯燥，“不過文工團來了，還是很熱鬧的，大家都想去和文藝兵親近”。
這些對文藝需求最大的地方，在新時期也一度被文工團忽視。多年前，陳先義曾采訪過一個從紅旗拉普哨口下來的一個班長，“這個士兵說，他從上了哨位到退伍幾年都沒有下過山。下了山以后，他首先看到一棵綠樹，就抱著樹痛哭，因為在5000米的雪山上是看不到綠色的。守衛(wèi)邊疆的戰(zhàn)士們的生活非常枯燥，一個小型的演出隊到這個地方為士兵演出，也是非常鼓舞人的。”
中國文藝市場一步步發(fā)展成熟，讓文工團從未如此與市場接近。
2013年11月30日晚，上海已經(jīng)接近一年中最冷的時候。奔馳中心，“韓紅”、“愛心”的冷光字樣與熱情的人群在黑暗中隱隱攢動。韓紅的個人演唱會如期上演，熱火朝天。
2009年9月，韓紅被特招入伍，任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副團長，級別為專業(yè)技術五級，享受正師級待遇。《解放軍報》等多家媒體在刊出的“空軍新添天籟之音”的報道中，韓紅被特招入伍一事被賦予的意義是——空政文工團認真落實空軍黨委《關于進一步加強空軍文化建設的意見》，貫徹“培養(yǎng)一批具有國家藝術水準和影響力的文化名人，每個藝術門類要有兩名以上全國全軍尖子人才”的指導精神，提高“文藝戰(zhàn)斗力”。
明星的名氣，實際上也都由主流媒體平臺帶來。春晚正是連接部隊與社會的舞臺。2011年春晚中，一共32個節(jié)目，有文工團人員參與的有15個，占總數(shù)的46.9%。此后兩年，有文工團演員參與的春晚節(jié)目都不少于10個。
商演或社會演出，是大部分部隊文工團目前運作情況的一個縮影。
“你得細化，定義清楚哪些商業(yè)演出可為，哪些是不可為的。不能因為是商演就不做了。”付林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清晰的、制度化的操作標準對于目前的文工團來說最為急需。
付林在擔任海政文工團副團長時就提出“大膽邁向社會演出”，“文工團應該創(chuàng)造自己的軍隊文化的獨立品牌，為社會上更多人服務”。
這樣的聲音在當時并未得到制度支持，如今，現(xiàn)實已經(jīng)走在了前面。
“我軍跟西方國家的軍隊是不一樣的，因為文化工作、文藝演出歷來是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陳先義介紹，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包括羅榮桓、錢壯飛等老革命家都上臺當演員，羅瑞卿還編過戲。
最早的文工團設置，可追溯至井岡山時期的工農紅軍宣傳隊。這支善于傳播勝利消息的隊伍，彼時就肩負宣傳任務，甚至可以直接轉化為戰(zhàn)斗力：募兵高峰時期，每天每個宣傳隊員都能夠招募來一名紅軍新戰(zhàn)士。和平時期，文工團則聚集了一批藝術家，保存和發(fā)展“社會上優(yōu)秀文藝力量”。
“不光是搞文藝，還要搞宣傳，軍隊文工團是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個方面軍。”唐棟也認為，文工團一場演出“甚至比好多輔導員做一年政治工作都管用”。他見過一些士兵，看完演出之后想轉業(yè)的不愿意走了，還有人立即寫了入黨申請書。有士兵甚至把首長家栽的花都拔了，獻給來表演的文藝兵。
“為兵服務”、“去基層”，在南方周末記者對多位軍內專家的訪問中，他們不約而同地強調文工團功能定位的核心。
“上攀藝術高峰，下為基層服務”則是三十年前廣州軍區(qū)戰(zhàn)士文工團就制定的工作指導思想。恰是這樣的思路，讓文工團無法閉門造車，一定程度把文工團推入市場競爭中。
結果是，公眾看到的文工團和普通士兵看到的文工團形象迥然相異；文工團內部，也因為社會化和市場化的影響，在事實上已被割裂。是否享受市場資源帶來的紅利，一條巨大的鴻溝將他們分開。
南方周末記者劉志毅，于冬根據(jù)公開信息整理 （李伯根/圖）
“重回正軌”
兵員素質在提高，欣賞水平也在提高，但“多年沒有看到軍隊藝術團體的演出了”，在駐東南沿海某部隊政委21年的軍齡中，他一次也沒有遇到赴基層慰問的軍旅明星。
總政的規(guī)定讓軍旅明星們一時重返軍營舞臺。
2013年10月9日，中國文聯(lián)組織藝術家在“遼寧艦”上演出，楊洪基、姜昆、宋祖英等軍旅藝人悉數(shù)登場，一名海軍女兵感嘆，“這簡直就是春晚”。
文件、紀律一次次試圖讓文工團“重回正軌”，但是多位軍內人士表示，類似規(guī)定和政策其實早就有，現(xiàn)在只不過是重申。文工團的改革方向仍未明晰。
以往涉及文工團的歷次改革，通常以縮編減員為目標。
最近的一次文工團整編發(fā)生在2004年，除總政直屬的文藝團體外，其他部隊文藝團體都重新整編為一家單位，對外統(tǒng)稱“文工團”，各大軍區(qū)、各軍兵種的文工團為政治部下屬正師級單位。
這輪整編力度頗大。以北京軍區(qū)的戰(zhàn)友文工團為例，其名下曾編制頗豐：有過軍樂團、歌舞團、歌劇團、話劇團、曲藝雜技團、京劇團，演職員最多時曾達到六百余人。時至2004年整編后，幾經(jīng)精簡保存下來的戰(zhàn)友歌舞團、戰(zhàn)友話劇團、戰(zhàn)友京劇團同軍區(qū)政治部電視藝術中心及文學美術創(chuàng)作室，合并為戰(zhàn)友文工團，定編只剩下100人。
2006年初公布的《國防白皮書》披露，2005年底完成的20萬大裁軍中，文體單位被較大程度地壓縮。
軍內知情人士透露，2013年新一輪改革之后，軍隊文藝單位可能被調低級別，文藝明星的軍銜和對應待遇可能調低。人員的使用形式(軍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會改變，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在這個可能的改革方案中，逐漸減小的吸引力能否讓文工團繼續(xù)昔日輝煌，尚不得而知。
對于眼下的基層文工團，尷尬仍在繼續(xù)。
唐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經(jīng)過數(shù)次調整，目前文工團的在編人數(shù)已經(jīng)不多，他說，“各軍區(qū)定編一百人，加上總部的，全軍在編制內的人數(shù)不過兩千多人。”任務并未減少，但改革勢在必行，“在人員結構、隊伍模式等其它方面還是有改革的空間”。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xiàn)實是，由于需要完成如大型歌舞等特定任務，在現(xiàn)役人員之外，文工團往往還要進行合同招聘，甚至臨時借用。表面的縮編即使順利進行，也難以使文工團的實際工作人員減少，反倒會形成一個“隱性的包袱”。
更大的一個包袱是，同質化的人才已經(jīng)過多。“上攀不上大戲主角，下入不了未來娛樂草根，一批學了多年的優(yōu)秀演員有沒有出口與平臺展示他們的藝術才華？”在付林眼中，改革不應止于裁減。(深圳演出公司 深圳文藝演出公司 深圳演出策劃 深圳活動策劃公司 深圳明星代理公司 深圳明星經(jīng)紀公司）
新浪分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