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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得好：搭臺唱戲要得就是熱鬧。在以往的每一屆文博會上，演藝產品展館都是最熱鬧最吸引人駐足的地方。各種各樣來自全國各地的話劇、音樂劇、歌劇、雜技等演出項目在會展中心的主展館里卯足勁頭現絕活——— 然而，這一幕將不會再出現在第七屆文博會的主展館里。 一個廣受關注的話題是，今年的文博會將主展館里傳統的演藝產業館移師位于南山的保利劇院，空缺由非物質文化遺產館增補。作為文化產業九大核心層里最為光鮮亮麗的一環，演藝產業在文博會的位置猶如貝多芬的第四交響曲，夾在第三《英雄》和第五《命運》之間，顯得有些尷尬。文博會是展示和交易的窗口，在窗口的背后，是演藝產業發展的全景圖片。 深圳市文體旅游局局長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曾毫不諱言的表示，深圳發展文化產業也要注重揚長避短。與文化產業里動漫、設計、影視制作等其他行業相比，演藝產業確實有著先天和后天的種種不足。 而事實上，通過對市場的了解，記者也發現，在深圳演藝市場三天一小劇、五天一大戲的表象之下，演出的票房卻并不令人滿意，深圳演出產業的發展似乎陷入了怪圈。
■演藝館
落寞與新生
它曾經喧囂過，也曾經光鮮過———在過往七年6屆的文博會主展館會展中心里，演藝產業館一直都是最吸引人關注的場館之一。無數如今在國內知名的項目都曾經出現在文博會演藝產業館的舞臺上。
大型原創舞劇《風中少林》、歌舞劇《云南映象》、魔幻兒童音樂劇《迷宮》、梵唄交響詩大型音樂會《神州和樂》……這些如此聲名遠播的成型作品曾經是第二屆文博會的參展和表演項目。
記者多方搜集歷屆文博會演藝館的成交金額未果，僅有深圳市文體旅游局的一位相關工作人員給出“第六屆文博會演藝館簽約成交額不足一億，預計今年情況會有突破”的答案。然而，在一個注重產業化以及交易成果的展會上，拋開其他效益暫且不提，相對其他展館動輒幾億數十億的成交金額來比，演藝產業館直觀效果確實顯得比較單薄。
作為一種兼具藝術性、娛樂性、思想性的綜合藝術，僅用交易額來衡量產業的價值和去留的確顯得有失偏頗。深圳市文體旅游局局長副局長陳新亮也表示，會展中心畢竟不是一個專業的舞臺，它不會像保利劇院這種專業劇院可以用專業的燈光舞美音效來呈現節目和項目最好的狀態。
按照今年的設置，本屆文博會演藝館將首次由文化部藝術司、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文體旅游局、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展館也將首次由主展館搬至南山保利文化廣場。據了解，今年演藝館占地共計3000余平方米，設有兩個展覽區，規劃展位95個，以平面展示和多媒體視頻展示等方式為參展商搭建展示、交流、采購的平臺。
更為專業、便捷的演出以及展示、交易、洽談一條龍服務成為今年演藝館的最大亮點。保利劇院以及相關主辦單位也使出渾身解數，招攬八方高朋。目前，保利文化廣場上的展位已經百分之百完成招展，同時已經收到來自國內外文化藝術機構的99個展位的參展申請。其中國家直屬院團有10家參展，特別是以北京保利院線為中心，全國21家北京保利院線公司將全數參與此次文博會演藝館展演。
保利劇院總經理曾若明表示，作為一家完全走市場生存發展的演藝機構和演出場所，在此次運作中，公司可運用專業的經驗和操作手段操辦，在政府對運作成本進行了一定額度的補貼之后，今年的演藝產業館放低了參展門檻，但是提高了參展項目和節目的品質。相信成交量一定會有突破。
演藝產業館在中心主場館的落寞，未必不會碰到一次新的涅槃。陳新亮表示：“我們希望通過在政府文化部門、演藝機構、市場、觀眾等各主體間推動更為行之有效的新機制，讓‘產業化’深入城市的命脈、骨髓。”
■市場
觀眾追問高票價
深圳的文化產業發展蓬勃，但是優劣取舍之間，深圳的演出產業以及產出市場就成為話題所在。
保利劇院偏踞南山，是深圳主要的文化演出場館之一。與深圳市音樂廳、深圳大劇院等其他幾家大型演出場所和演藝機構相比，保利劇院享有保利院線制“精品劇目+全國院線巡演”的天然優勢，不僅每年有大量的針對不同市場和受眾的演出上演，更為重要的是極大的降低了演出成本。
即便如此，曾若明還是告訴記者，在深圳目前的市場上，保利劇院仍然舉步維艱，集團一年要撥款2000多萬元的補貼才能運轉。
一臺演出的市場運作成功與否是看票房。票房的收入好壞與票價有著直接的關系。
常年活躍在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戲劇制作人袁鴻就告訴記者，深圳的票價比其它城市要高出10%左右。尤其是深圳緊鄰香港，就收入來說，兩地差距不小，但是演出票價，深圳卻貴得多。
戲迷小曲回憶在北京看小劇場的情景，北京的小劇場演出一般100塊錢能看到比較好的位置，學生票很多都是50塊錢，包括孟京輝的很多演出。而在深圳，小曲說自己看到的最便宜的票也要100元，比起北京來還是貴了不少。
一場演出按照陣容、規模或者水準不同，票價高低自然有別。但是同樣的演出不同的價格，這讓深圳的觀眾連呼“看不起”。
在深圳經濟超快發展的同時，也被鑄造了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文化特征，深圳市演出公司藝術總監鄭維茜曾經深刻地分析過深圳的受眾群，“他們”大多是畢業自理工科院校，原本對藝術文化的追求就不那么迫切。此外，他們大多數都在忙于生存，對于高昂的票價，他們心存隔閡。
高票價曾經是存在于深圳電影市場和演出市場的普遍現象，但是幾年之間，深圳的電影票房成倍增長，演藝市場卻差強人意。這其中當然有行業不同的因素，但是，票價的對比或許是一個原因——— 通過各種方法，電影票價已由曾經的90元左右的均價降到如今的平均35元左右。然而，演出市場的票價依然如磐石般堅挺。
■演出商
市場和產品催升演出成本
質量高一點，票價低一點，人會多一些，這是普遍承認的道理。面對記者的提問，深圳市四季文化傳播公司鄭紅也大呼“演出商也不希望高票價”。
然而究其高票價的原因，鄭紅說，深圳的演出成本確實要高過其他地方，因為深圳的演出都來自外地，演出的運輸成本高。此外，觀眾選擇演出仍然偏重“名”字頭，這是演出商們只能繼續選擇高成本的運作的又一原因。
事實上，目前深圳的演出大部分都來外地，包括北京、上海、香港、臺灣以及國外藝術團隊。這些演出雖然品質不一，但是往往都有一些保證市場的因素，或者在陣容上是名劇明星名導，或者題材涉及喜劇和辛辣諷刺。
另一方面，深圳聚橙網CEO耿軍認為，深圳的場租成本也極其昂貴，在全國的城市劇院排名中，深圳大劇院僅低于廣州大劇院和上海大劇院位列全國第三。“但是有一點，廣州大劇院和上海大劇院是1700至1800個座位，但是深圳大劇院只有1100多個座位”。從單個座位上來講，成本就高上去了。
記者了解到，在香港，文化演藝主要是靠政府支持，每年政府撥款占1/3，馬會等社會贊助占1/3，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作為非牟利組織全程運作，只有1/3的成本靠票房回收，市場壓力較小。因此香港的演出不僅票價較為低廉，而且在劇目上能最大程度地回歸藝術本身，引進很多叫好但暫時缺乏觀眾認知度的好劇目。袁鴻認為，深圳市政府應該學習香港政府對演出市場場租進行補貼，讓票價降下來，讓更多人走進劇院，“要使文化成為常態，把文化生活當成過日子”。
據了解，深圳盡管也實行了高雅藝術補貼政策，每年固定補貼一些公益性質的項目和演出，但是對于市場化的演出價格影響并不大。
■演藝產品
需求和產出不對稱
文化產業尤其是演藝產業對于文化底蘊的要求甚多，在這方面，年輕的深圳有著先天的劣勢。城市年輕、歷史較短、藝術院校欠缺、藝術從業人員比重不足……各方面的制約使深圳無法像北京、上海一樣可以有極富盛名的本土團隊和操盤運營的公司，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 這是不可回避的事實。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演出商們紛紛抱怨深圳沒有本地演出團隊的同時，深圳的一些成長中的企業和民間組織卻屢屢創出不小的名頭。深圳福永萬福民工街舞團在今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一跳成名，在達人秀等節目上更是延續了風頭；福永雜技團代表深圳參加了多次比賽和訪問演出；深圳粵劇團活躍于珠三角和香港地區，甚至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墻外飄香……
然而，目前，深圳市民甚少能在舞臺上看到他們的演出，這些本地的藝術團體也幾乎很少能進行售票演出。更有甚者，如萬福民工街舞團，盡管有萬千榮譽加身，但是目前團隊的生存依然成為最大的問題。在奔波于政府的各項公益演出之后，他們出現在天橋上當小販，也出現在全國各地為了幾百塊錢的獎金而參賽。
而福永雜技團團長王敬宇告訴記者，福永雜技團作為一家民營單位，他們并沒有享受到政府的補貼，生存的狀態依然是自收自支勉強維持。“團隊一百多人，現在分成了幾個小分隊，每天去各處表演以維持運營”。
團隊的表演分為兩種方式，如果是為政府的項目演出，收入就相對較小，一場下來可能一萬元左右；如果幸運的接到商業演出，他們的報價會在三萬至十萬元。
在耿軍看來，一個商業操作的項目需要思想性、藝術性、娛樂性的高度結合。而深圳的這些團體畢竟不是專業的團體，他們缺乏專業的編排和包裝——— 更為重要的是，深圳幾乎沒有有能力包裝和制作演出團隊的運作公司，這并非是深圳的問題。鄭紅也告訴記者，這樣的公司目前來說全國都比較少見。
在深圳轟轟烈烈的文化體制改革大潮中，深圳的演出團體紛紛改制。除了深圳交響樂團一家仍然保留著事業單位的編制，每年享受著政府補貼不用到市場競爭中謀生存。
“深圳交響樂團的出演一旦有一個最有名的指揮加盟，或者與郎朗這樣的鋼琴家合作，演出就會很火，但是自己演出就不行，這是為什么呢？”性格直爽的耿軍說：“深圳不是一個能出演藝產品的地方，這是一定要認識清楚的一點”。
■出路
可與香港合作做產品
演出市場需要培育，正如演藝產業需要扶持和引導，這些都是不可一蹴而就的事物。曾若明說，實際上，演藝產業有著與其他產業不同的特殊性，它有潛在的規則，當然，也沒有時效性可講。他并不能一味追求在文博會上的簽約動作，也不能一味強調交易額大小。“因為演出是有及時性的，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也許你在文博會上簽約了項目，但是并不一定他就能賺錢，也許在開演之前出現了各種因素使得效果打了折扣，這些都是沒有辦法完全控制的”。
對于觀眾來說，一個好的適合市場運作的項目需要有厚重的文化底蘊，這顯然是目前的深圳無法快速彌補的，但是對于產業未來的發展，各方也沒有失去信心。
耿軍就認為，深圳的演藝產品生產并不是沒有希望，比如借力香港就是一個很好的思路，“香港有很多好的、有文化底蘊的產品，深圳可以進行各種投資，與其進行合作”。
演出公司藝術總監鄭維茜也認為，深圳可以與香港合作搞“深港國際藝術節”之類的品牌活動。同時，深港兩地還可以更好地實現票務平臺的對接，方便市民在深港兩地演藝場所自由穿梭。另外，在政府的補貼方面，也需要建立一個科學的、合理的補貼制度，不能一概都補，應該有個科學的考察機構，根據一些硬指標來考核是否補貼。
而對于深圳目前的本土演出團體的出路，也并非沒有借鑒之路。袁鴻就認為，民工街舞團以及雜技團都可以學習北京的新工人劇團的模式，依靠自身的發展探索生存之路。
袁鴻介紹，北京的新工人劇團是一個定位于為在京務工人員義務服務的民間團體，他們的收入來自演出后的捐贈和副產品出售。深圳的民工藝術團體與他們性質相差不多，只是目前對自己的定位并不明晰，所以無法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生存發展的道路.可以說是深圳的演出行業現在是前途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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